描述： 切 格瓦那
描述： 切 格瓦那
永远的斗士---切 格瓦那格瓦那的头像大家一定不陌生。很多搞摇滚的音乐人都喜欢穿一件印着有他的头像的T桖衫---仿佛这才能彰显自己的风格！
但是知道他的人的确很少。很多人会说：他是那个乐队的主音歌手？当然也让我悲哀。其实，格瓦那在国际上的名声一点也不亚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格瓦那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美帝攻打越南和南美洲饱受殖民者欺凌的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格瓦那是正义和英雄的化身。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人类最绚丽的革命诗篇。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男人。
格瓦那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阿根廷庄园主家庭，但他没有沉湎于优裕的物质生活之中，他用自己浪漫的情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另一个国家（古巴）的革命事业。然而，古巴革命成功以后，他却告别了高官厚禄，告别了卡斯特罗，毅然投身于解放非洲的革命事业中去了。而后他辗转于被强权压迫的世界各地点燃革命的火种……1967年10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格瓦那被杀害。死时年仅39岁。
这是他曾经说过的话。.
“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
“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
“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在哪里同他斗！”
“如果我葬身异国，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开枪吧，胆小鬼，你将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 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1941年，格瓦那进人中学学习，文学和体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决心用医道造福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大学期间，格瓦那利用节假日外出考察旅行。
1949年，为了取得研究麻风病和热带病的第一手资料，格瓦那骑自行车和徒步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格瓦那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加深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那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那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所麻风病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此后，格瓦那到过处于民族革命高潮中的玻利维亚，接着，进入秘鲁，又横穿中美，抵达中美洲最北边的国家危地马拉。当时的危地马拉在阿本斯总统领导下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改革措施，因而遭到美国的反对。在那里，格瓦那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格瓦那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格瓦那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黑名单，被迫潜入革命者的避难所—墨西哥。 在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那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那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共同的志向，使俩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再三邀请下，格瓦那参加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最早的成员之一。
1956年6月8日，格瓦那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速掳，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获释出狱。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那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天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那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的过程中，格瓦那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不久，游击队成交了由6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即总参谋部，格瓦那是成员之一。5月28日，格瓦那参加了著名的乌维罗战斗。6月5日，他被任命为第2纵队司令(后改称第4纵队)。纵队有75人，下辖3个排，相当于连队。7月，格瓦那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反攻。格瓦那奉命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队，冲破政府军的阻拦，向拉斯维利亚斯这个古巴中央省挺进。12月下旬，格瓦那率第8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那也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那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那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
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那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格瓦那先后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他看来，革命尚未完成，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仍被独裁者所统治。
１９６０年２月9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１０月２２日――１２月９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１１月１８日――１２月――１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１９６１年２月２３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４月１７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６月２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８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１９６２年３月８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３月１２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４月１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８月２７日――９月３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１０月下半月至１１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１９６３年５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７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签署古苏技术援助议定书。３月２０日――４月１３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４月１５日――17日，访问法国，阿尔及利亚，捷克斯洛伐克。11月５――１９日，率领古巴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士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庆祝活动。12月９日――１７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12月下半访问阿尔及利亚。
１９６5年１月――３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２月３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２月９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３月１４日返回哈瓦那。３月１５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４月１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盘式的壮美结局】。１０月３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那的告别信。
1965年6月，格瓦那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那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那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那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那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２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那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放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４月１７日，切·格瓦那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７月２９日，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丁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那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丁美洲――的荣誉公民\"。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北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l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那”。 格瓦拉被俘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那，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 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那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那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年仅39岁。 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将格瓦那视为心腹大患，曾多次派特工追杀他。格瓦拉遇难后，西方阵营一阵欢呼，并切下烈士的双手运往巴拿马美军南方司令部以“验明正身”。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那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和钦敬格瓦那的人们还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切还活着---至少精神永存！
他们打着格瓦拉的旗号干什么？
中国没有多少人了解切，别看他们都戴着切的帽子，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人们只是喜欢切的跟自己精神相符合的那部分，作为一种精神表达。他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分而取之了。
文/艾玛
一本名为《切·格瓦拉语录》的新书，今年7月份在中国大陆出版，首印即2万册。
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一栋公寓楼里，这本书的编者之一师永刚不免难掩脸上的喜色。“现在准备再加印1万册。8月10日，《格瓦拉语录》的台湾版也上市了。”
在2005年，师永刚还曾经编辑出版了《切·格瓦拉画传》。按师永刚的话说，“原来只想，这书在大陆能有几千人买就不错了。没想到第一版就印了25000册，后来加印4次，共印了6万册，还出了台湾版。在台湾的‘诚品书店’，这本书一上市，就连续六周进了畅销书榜，共印了1万多册。这也是出乎意料。”
“连我自己都奇怪：我们中国人，凭什么要了解他——一个来自古巴、出生在阿根廷的外国人？但是，结果就是，他被卖掉了，被消费掉了。”师永刚说。
革命兄弟
曾为古巴共产党政权的第三号人物的格瓦拉，原本与中国的距离是那样遥远。
1959年，当古巴革命成功时，亚洲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知道，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个革命兄弟。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政权中，仅排位在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之后，是名副其实的“兄弟党领导人”。
而格瓦拉很早就知道毛泽东，并且崇拜毛。1956年2月，第一个女儿出生以后，他写道：“我非常高兴有了她。我那共产主义的灵魂兴高采烈，因为她长得像毛泽东，宽宽的前额，亲切的眼神和鼓起的下巴。虽然目前她只有五公斤，但将来一定会长得像毛泽东一样高大健壮。”
那时候，格瓦拉正在墨西哥，在一所古巴游击队秘密训练营里进行军事训练。毛泽东对于他，是一位革命游击战的导师。
1960年，格瓦拉率团出访社会主义国家，11月17日，他的专机到达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欢迎宴会上，格瓦拉用法语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会见毛泽东主席。
两天后，格瓦拉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毛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啊。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当时格瓦拉兼任着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于是，毛安排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与切会面。
这一次访问，格瓦拉除了与中国谈成了一笔价值6000万美元的生意，从古巴向中国出口糖外，他个人还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本他写的关于游击战的书。据说，毛也回赠了一本他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1965年2月，格瓦拉再次访问了中国。这一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不过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彭真。当格瓦拉回到古巴一个多月后，他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告别信，再次离开古巴，奔赴刚果，又一次开始了他的游击战士生涯。
后来有人把格瓦拉称作“游击战大师”。不过，当年曾在中国接待过格瓦拉的前国防部翻译项达成、鲁元坤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中国人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颇不以为然，只不过出于礼貌，对他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后来撰文说：“第一次听说格瓦拉，还是在‘文革’的少年时期。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大报’和许多红卫兵小报却是批判他的‘游击主义’、‘军事冒险主义’，起码是把他作为‘准修正主义’来批判的。”
“不久，他的日记、传记就开始在一些青年中流传。但他的日记、传记是作为‘内部本’出版的，前面都有对其‘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前言。但实际上，他的传奇经历、他的理想主义和'女游击队员塔妮娅'的爱情故事，却深深打动了一批浪漫青年的心灵。”
有一种说法，当年在云南下乡的知青，有许多人，就是读了格瓦拉的日记，深受他的革命精神鼓舞，越境到了缅甸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打仗，以至于牺牲在国境那一边。在曾经当过云南知青的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中，对这些“背包里有一本格瓦拉日记”的热血青年们，有过动情的描写。据说，他们前后达数千人之多。
然而邓贤却对事实做了这样的澄清：当年的云南知青，真正读过格瓦拉日记的，很少。他们之所以会越境投身那边的革命，主要还是他们本身的精神苦闷所导致的。
云南知青俞德林解释了这种精神苦闷：那时候，我们没有出路。在最早的上山下乡革命热情过去以后，我们看到的是有门路的人纷纷以各种途径离开这里，而我们，仿佛永远会呆在这十八层地狱的第十七层。那时候恨不得盼着战争爆发！我记得我们连队就有一个知青，在1973年的时候还越境过去打仗了，后来死在那边。说实话，我都有心想过去！——不过，真的没听说过那本格瓦拉日记，我知道格瓦拉，应该是很晚的事情了。
到70年代之后，中国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情：结束文革、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格瓦拉不再有什么人提起。
或许，如果不是中国后来又发生的一些事情，格瓦拉，恐怕也会成为一片过眼烟云。
借格瓦拉说自己的话
坦率地说，对格瓦拉本身，他的思想，我也不是特别关心。我还是关心中国的事。格瓦拉不过就是一个载体。
1997年，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沈林，找到他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黄纪苏，“我们是不是弄一个格瓦拉啊？”
黄纪苏回忆说，他对格瓦拉没什么太深印象。“我很早就听说过他。原来，觉得他是个疯子，只不过比起另一些领袖来，他是个小疯子。坦率说，我对格瓦拉的浪漫情结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可是这时候，我突然有了另外一种感觉，突然觉得，格瓦拉与我们有点关系了。”
受沈林的鼓动，黄纪苏曾把一部意大利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改写后搬上舞台，曾轰动一时。但是黄纪苏觉得，“当时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剧本中，都没有把自己这几十年的沧桑感受给表达出来。”此时，黄纪苏忽然觉得自己有话想说。“我觉得借格瓦拉，可能能把这些感受好好说说。”
“几十年的沧桑感受”，这是一种怎样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黄纪苏10岁时，目睹了文革中自己家被抄家。“那种感觉，你一夜就成熟了”，黄说。后来，是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改革开放，一路下来，风风雨雨。
到了199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接着，全国下海经商热，股市热；1993年通货膨胀，宏观调控；1995年开始，工人下岗；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5月8日，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11月15日，中美关于中国入世达成协议。
对于这段历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受。用黄纪苏的话来总结，到了2000年，“可能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时候”。
“文革以后，80年代中国走了另外一条路。经济发展，效率提高，自由也是空前的。当时还有一些上一年代的好处，比较平等，有些保障。大家还都有铁饭碗。你嫌大锅饭还不够好，得不到施展，你还可以出去。整个生活是扩张的，增量的。这时，中国的思想界也没分裂。”
“90年代之后，在社会层面上，下岗，改制，医疗教育产业化，住房改革……国企不改也不行，股市弄起来也有它的道理，很多人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害。有的人是用自己的身体，有的是用自己的感觉——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从感觉上——感受到这种损害。90年代末，思想界有一批人觉得，这事得重新看了：中国走的这条路到底怎么回事，得重新看看。”
在2000年出现的话剧《切·格瓦拉》，就是这样一部“想重新看看”的作品。剧本署名“集体创作”，有五个人的名字，实际主要是三个人：黄纪苏、张广天、沈林。
黄纪苏在今年又写了一部新戏《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部剧的结构更宏大，是想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做一种总结。当剧中在叙述文革、以及文革刚刚结束的改革开放阶段时，人们的反应还比较一致，但是，剧情一进入到90年代，下面的评判就变成鲜明对立的两派。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现实：在80年代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铁板一块”，一致拥护改革，他们的对立面，实际是僵化的保守官员。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怎样评判中国的现实，知识界出现了两派阵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腐败的原因、全球化、大跃进、五四、“9·11”等等都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这之中，最大的争论还是社会公平问题。
话剧《切·格瓦拉》的核心就是讨论社会公平问题，它被很自然地视作是新左派的代表作。黄纪苏倒不否认这一点：“原来两派争论，都是很学术的，你‘法兰克福’来，我‘慕尼黑’去，这回，话剧一出来，变成一种很直接的接触现实的论战”。
“坦率地说，对格瓦拉本身，他的思想，我也不是特别关心。我还是关心中国的事。格瓦拉不过就是一个载体。没有他，那我就写别人了。”黄纪苏说。
这个戏不是艺术，而是政治
2000年4月12日，《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正式上演。
它的演出形式相当另类。一位记者这样描述：“舞台一角，是面容严峻穿工装的穷人，舞台另一角，是几个傲慢无情衣着时髦的女人。一些刻薄的讽刺引起大笑，一些尖锐直白的台词引起雷鸣般的掌声，也引起一些观众的紧张、尴尬和对立情绪。有人哭，有人向同伴亮出拍红的手掌。很多观众站起来，跟着剧中人物高唱《国际歌》。戏结束在一片飘扬的红旗中。……”
这部剧没有什么故事，没有固定人物，只有正面与反派两种角色，全是一段段的吟诵：“富有富的难，穷有穷的好。富人头疼事多，穷人累心事少。珠宝店成天心惊肉跳，废品站很少听说被盗，大明星高处不胜寒，一失足摔成无数段，哪儿像草民脚踏实地一个跟头一个包……”
“语录体与痞子腔对仗，英雄颂配校园歌曲旋律”，一位观看者如此形容。
有位外国记者看了戏，评价道：这个戏不是艺术，而是政治。对于这种说法，黄纪苏回答说：“当然了，它首先就是个政治剧。政治是我第一关心的。但我不是不关心艺术。这几十年的，对社会变迁的感受，你要为它找到形式。” 有意思的是演员们的反应。他们一开始都不愿演“正角”，即革命者，特别是女演员。觉得“革命者”谁爱看啊，而“反角”，说些阴阳怪气的怪话，一出场就满堂彩。后来剧组做了妥协，干脆女演员一律演反角，男演员一律演正角。
《切·格瓦拉》在北京演时，主要观众当然还是知识分子和白领。果然是反角一说话，底下就哄堂大笑。到了上海，黄纪苏的感觉是“那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好像是没有什么原则，对价值观的高下不关心，但只要你说得特别有效果，他就鼓掌。而到了河南的开封，就又不一样了。反角的词，没人鼓掌，而正角一说话，底下掌声雷动，就跟潮水似的，从后边一下就卷到前面来了。”。
这种效果让女演员们都有点傻了，她们又要求演正角了。
也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演出效果让人感觉到了什么。《切·格瓦拉》第一轮共演出37场，第二轮第三轮去河南、广州、上海，又演了二十余场。本来还有第四轮，去湖南，但后来，悄悄地被叫停。
《切》剧的制作人袁鸿有一个统计：头37场演出，观众共有1万余人，其中学生占近40%，50岁以上的观众700多人，25~35岁的观众占相当大比例。袁鸿说，从第七场开始，有些从不看话剧的人来了。这其中包括一些退休高官微服到场。
从第一轮的演出开始，人们为这部戏争论得一塌糊涂，主要是发生在知识界。用一位记者的话说，“每次演出结束，一些学界人物即包围上来，盛邀主创进出饭馆茶社，促膝深谈……《切》剧先后举办过两次座谈会，每次都演变成吵架会。”
“新左”们对这部剧的振奋与捍卫，自不待说。而“自由主义派”们对这部剧的批评，影响最大的有两点：《切》剧在利用这部剧赚钱，以署名“洪小兵”的一篇《有人叫卖红旗下的蛋》为代表。
另一种批评，以雷颐的《精神吸毒》为代表：“格瓦拉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很正常，但如果借格瓦拉向‘那个年代’致意却是一种精神吸毒。虽能一时精神亢奋，但最终还是自己深受其害。因为把理想发挥到极端就是‘惟我独革’，他人皆误。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特点。”
红旗下的蛋
时光流逝。当初最早和沈林开始谈话剧《切·格瓦拉》时，时值格瓦拉牺牲30周年。到今天再谈起格瓦拉，已是40周年。记者问黄纪苏：你觉得当初你为这部话剧做的一切，值吗？
“一言难尽。那个时候，2000年，中国的贫富分化可能是最严重的时候。能有机会用一种比较强烈的方式把这问题谈了，表达出来，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马上，红色的东西到处都是，变成商业了。红色马上就淹没在这里面了——回想起来，当时人们批判的那些东西，‘红旗下的蛋’，以革命的名义……没全说错。他们指出了一个事实，你们在这方面太可疑了。红色一弄完，就奔了钱，奔了名去了。你要是不卖钱，有人知道你吗？你迅速地被淹没了。你还战胜不了这个东西。这也是挺深的一种悲凉。”黄纪苏说。
师永刚说，他接触格瓦拉与话剧《切·格瓦拉》没什么关系。他当初甚至没去看过这戏。他的念头来自于2001年，他走在香港街头，看到一些人卖格瓦拉图像做的明信片，10元钱一张，还印了一行字：“以切的名义，请原谅我们这样，因为热爱他而盗版，出他的明信片。”师永刚很奇怪，为什么以切的名义？就买了20张。“紧接着，我就找了一本他的《摩托车日记》。读了以后特别喜欢，觉得这个人值得好好研究。后来看了很多东西，才一点点认识了他。”
2000年以后，关于格瓦拉的著作和传记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大约有十几种。师永刚说，他这本《切·格瓦拉画传》是卖得最好的。不过，为此他们“这样工作了一年多。真不是为了赚钱”。
而按照黄纪苏的归类，师永刚是个标准的商人。除了编《格瓦拉画传》，师还编过《邓丽君画传》《宋美龄画传》《戴安娜画传》等，本本都是畅销书。
今天在互联网上，有不少讨论格瓦拉的网页，格瓦拉的“粉丝”仍是个庞大的人群。有人号召，要前往古巴寻找格瓦拉的足迹，有人说，我有格瓦拉个性T恤，谁要啊？有人问，喜欢格瓦拉的都处于什么年龄？从网友们的纷纷回答中可看出，大约在17~25岁之间。
师永刚其实很明白，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喜欢格瓦拉：“切身上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他是作家，他的文字非常有天赋。他身上有很多流浪、漂泊的东西。为理想不断向前行，尽管他的理想你今天看很可笑。他很早就已经学会开飞机，骑一辆摩托车游遍南美。这在今天来说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看《在路上》，你说‘垮掉的一代’是在模仿他还是没模仿他？而且他很帅。他是天生的一个受难者形象。他赢得女人的同情，男人的尊重。”
至少，格瓦拉牺牲后的形象如同一个受难者，这一点让师永刚受到启发，在《画传》中将他的遗照与一幅“基督蒙难图”摆在一起。
“中国没有多少人了解切，别看他们都戴着切的帽子，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人们只是喜欢切的跟自己精神相符合的那部分，作为一种精神表达。他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分而取之了。”师永刚说。
在师永刚的内心中，做格瓦拉的东西，有时像个悖论：“你是一个商业化的人。很庸俗，斤斤计较，尔虞我诈。但是你看到格瓦拉这样的事情，你所有的想象力，判断力，都会崩溃掉。不值一提。你觉得自己很委琐。他是这样一个纯粹干净的人，他啥都不要！这种东西特别吸引我，也特别值得我崇拜。”
但是，“结果就是，他被卖掉了，被消费掉了。”
格瓦拉语录
我愿意诚恳地把我生活中这种如此现实的爱与你分享，我每时每刻都在自觉地享受着这种生活。
——写给蒂塔·因方特。
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悲苦。
——1954年9月24日，格瓦拉向伊尔达求婚失败后，独自前往墨西哥前写下这伤感的诗歌。
我不喝酒，我也不吸烟。但是假如我不爱女人，我就不再是男人了。
雪茄烟是我命运中的一部分，它是枪，某些时候帮助我战胜自己。它是道德，但我不知道，这样评述这支烟是否是一种过错。但我真的这样认为。
对我来说，“切”这个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事情只能是这样，我原来的 姓名只是属于个人微不足道的东西。
——古巴革命胜利后，阿根廷人格瓦拉获得了新国籍，他的新名字“切”也成为古巴人的骄傲。
革命并不会瓜熟蒂落，你必须亲自采摘果实。
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
我从古巴出发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要求我到中国后，一定要见到毛泽东主席。这也是 我的热切期望。
——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来到他神往的中国。19日他见到了毛泽东。
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着牺牲。
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国人民争取斗争的唯一途径，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假如他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他永远只不过是个政客。
游击队员为何而战？我们的结论必然是：游击战士是社会改革者，他们为了自己的人民所受到的压迫而拿起武器，他们为了改变那些使他们所有手无寸铁的兄弟陷于耻辱和困苦的社会制度而战斗。
没有悲天悯人的态度，社会主义便无法存续。
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们身上久久飘荡。
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残暴的，有选择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摘自《切·格瓦拉语录》
评价格瓦拉
我们时代的完人。
——萨特。1960年2月，萨特访问古巴，与格瓦拉会面后如此评价格瓦拉。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只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地说，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如果我们想表达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作为热情的革命者，我们一定会从心底说：‘我们要他们像切！’”
——卡斯特罗。1967年10月18日，百万古巴人云集革命广场，卡斯特罗致悼词。
“格瓦拉的模样很像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他言行诙谐，具有阿根廷人好挑逗的幽默感。他光着上身来回走动，好象是在自我陶醉。他中等身材，皮肤微黑。他喜欢抽烟斗，也爱喝马黛茶，他像一位运动员，但又是哮喘病患者。他常读斯大林和波德莱尔的著作，不断在诗歌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卡洛斯·弗朗基《十二名人传》
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所以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福柯
“他的意志迫使他养成一丝不苟的纪律性。他将去做事先确定的事情，将在事先设定的道口拐弯，将触摸到事先指定的树林和铁栅门，以便未来的前途也能像过去的那样留芳人间。”
——博尔赫斯
“20世纪有太多的英雄豪杰，但像他那么纯粹、洁净、头上罩着道德光环的悲伤英雄，可谓绝无仅有。格瓦拉不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不义充满了悲伤，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悲伤的命运。这个长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医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定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到老，但他却硬实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这是伟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和那个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国对敌。他当然没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终极理想真的永远不会成功吗？”
——南方朔（中国台湾作家）
格瓦拉是三人执政中最引人注目和危险的一位。他脸上充满着使许多妇女为之动心的带有伤感的微笑，他用冷静的头脑、超凡的能力、过人的智力以及幽默的情绪领导着古巴。
——《时代》周刊
他纯洁而坚强。……是最不易被腐蚀的人。
——法国作家德布雷《切的游击战》
他的生前生后事,总归还是觉得是个浪漫的梦想家,在旅行中感到社会的不公平,而决定去改变一些什么,机缘中结识卡斯特罗,然后去古巴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做到古巴的中央银行行长,但是心里的不安分分子促使他离开古巴,带着游击队去了刚果,然后去了玻利维亚,继续革命,然后被美国训练出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并且被残酷枪杀.
那些为了梦想而生存的人们,在建筑的领域中,喜欢高迪,一个一生制造梦想的天才,屏弃所有物质和名利,生命只承载梦想,可以说他们是怪人,是不可思议,但是因为这样的不可思议,我们这样的凡人才有机会去看一看生活另一面的东西.建筑是一个宽阔的世界,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某些所谓的著名建筑,因为刚刚又被骂说去了欧洲都没有看villa savoye,没有看barcelona pavilion,虽然被骂的时候想想有点负罪感,但是再想,当我毫无目的地走在那些小巷子里面,在广场上晒太阳,发呆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浪费时间,即使从建筑的意义上,只是,我在感觉这个地方,那些房子,和房子围成的空间.在我看来现代建筑的缺憾是过于个体,也许每一个单单拿出来看都是所谓的大师之作,但是它们往往脱离的普通人群,和周围的环境,所以他们经常寒冷并且疏远.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我欣赏在众人眼中被认为是幼稚和疯狂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才是最真实最可爱的生物,只是,很难做到.
在趋向于高度商业化与物质崇拜和名人追求快餐文化下的社会里,我们是否都在遗失某种东西,没有了丰富的精神追求,剩下的只有无力的,发腐的甚至令人作呕的浅薄的取向.然后渐渐迷失在这个充满蝇舞时代的尘土中.
格瓦那被这个时代利用了,他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其中一个标志永远留在了那个标志众多的时代,历史还在继续,并将一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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