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威尔弗雷德·施密德（WilfriedSchmid）在信中提到，《流形的命运》文中暗示丘成桐是一位逍遥的科学家，不能或者不愿将精力放在哈佛的职位上。
而事实上，丘成桐在哈佛数学系承担着超出比例的指导博士生任务。他在学校假期、学术休假和偶尔的无薪假期访问中国，“从未在中国的研究机构领取薪水”。
曾经与丘成桐一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剑桥大学数学系Sadleirian讲座教授约翰·科茨（JohnCoates）在信中说：“我亲眼目睹丘到来后，是如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里年轻数学家中的学术氛围，其中也包括像我一样工作在不同领域的数学家们。他对数学的热情以及杰出的才能立即吸引了不少优秀的研究生，并鼓舞了大家。最严重的一点，《纽约客》的文章完全否认了丘对中国数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坚信，他对中国数学领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成功地培养了新一代中国微分几何的学者，他们如今已走在这个相当重要领域的前沿，同时与物理学和宇宙论紧密相关。我个人认为，在所有健在的数学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贡献比得上丘的这些旨在促进整个数学界利益的众多成就中的哪怕一小部分。很遗憾，《纽约客》杂志的这篇文章并未提及这些卓著的贡献。相反，它在无聊的闲话和无关的传言上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夏畦也在公开信中表示，《纽约客》发表这样的质疑文章，却未采访“庞加莱猜想”中的重要专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及葛哈德·惠斯根（GerhardHuisken）是荒谬的。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学术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难道我们不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学术体系与人才建设渠道吗？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享福只能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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